比尔·盖茨(Bill Gates)，全名威廉·亨利·盖茨(William Henry Gates，1955年10月28日-)，美国微软公司的董事长。与保罗·艾伦创办微软公司，曾任微软CEO和首席软件设计师，持有公司超过8%的普通股，是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。1995年到2007年的《福布斯》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中，比尔·盖茨连续13年蝉联世界首富。2008年6月27日正式退出微软公司，并把580亿美元个人财产捐到比尔和梅琳达·盖茨基金会 。2012年3月，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发布，比尔·盖茨位列第二;9月19日，《福布斯》2012年美国富豪排行榜发布，比尔·盖茨第19次蝉联美国首富桂冠。

对中国的教育，现在是人人都骂它，却又个个都疼它;大家数落它这不好那不行，却又是左不离右不弃。到底应该怎么看教育制度?

比尔·盖茨世界知名，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。他的人生颇富传奇色彩：开始是小小的电脑程序设计员;后来成为电脑软件企业家;再后来，一举登上了世界电脑软件企业的珠穆朗玛;最后，他一心行善，散尽家财，淡出了这个已被他部分改变了的世界……

本文提出“比尔·盖茨定律”，不是关于电脑的什么法则，而是像比尔这样的成功人士的攀升规律。

比尔一生关键的时刻，就在个人电脑蓬勃发展的时期。这前后，有许多机缘巧合：

他正好生在华盛顿州一个富裕的家庭，很早就迷上了当时还凤毛麟角的电脑;父母亲让他进了私立学校，而这所学校正好在中学电脑教学上非常先进;学校正好有足够的预算给学生付机时费，于是电脑迷比尔才有机会泡电脑;宝贵的机时用光后，学校一位同学家长的公司正好需要人帮助编程，于是比尔又得以继续泡电脑;有一家大公司正好需要业余程序员编制工资程序，比尔又被选中去编程;比尔家正好离华盛顿大学很近，而这所大学正好有多余的机时给不相干的人用，于是比尔又得其所哉;在泡电脑的过程中，比尔认识了一位从事电脑专业的“大朋友”，这位“大朋友”正好接到某一大工程负责人的一个电话，说这一工程急需程序员;比尔所在的中学正好允许学生在假期中为外单位编程。

结果是比尔在中学阶段就大量使用了电脑。对当时的美国人来说，这些也是很难一遇的机缘巧合。虽然当时比尔也许没听到电脑风暴的呼啸，但这些条件使他通晓了程序设计的许多诀窍，为迎接接下来的电脑大爆炸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。没有这一基础，比尔本事再大，也什么都办不成;有了这项准备，一旦风云际会，比尔就如鱼得水。比尔碰上的正好是整个世界对电脑软件的需求，而需要是发明之母，也是发财之母。

表面看来，比尔占尽了我们中国人讲的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实际上，比尔的出现不是一个，而是一大帮。他们都是中学时就泡电脑的怪才，后来在资讯事业上都有了大出息。我们很多人有个认识误区，好像知识界个人的成功主要依靠智商。但现在我们必须脑筋急转弯：比尔·盖茨是成批出现的，一批人的智商未必一样，可是都获得了成功——这又是为什么呢?

“比尔·盖茨定律”第一点：成功有个“门槛”，跨过了这个门槛，不同人之间的智商差别就不重要了。这就是说，能考上北大、清华，或者复旦、交大，你的智商就够了。今后能否发展，就靠你的造化了。这个造化说到底，就是比尔们碰上的那些机缘巧合，总的来说也就是大时代所提供的好时机。时机能给跨过了门槛的智商插上高高飞翔的翅膀。比尔进过哈佛，可中途却退了学，但最后获得了大大的成功，这说明了门槛和时机的辩证道理。

我们常常抱怨“中国教育制度不好”。也有人提出，为什么比尔们都出自美国，不出自别的地方?这也许都不错，但我觉得还没有点到最关键处。仔细瞅瞅上面比尔的经历，与其说是制度使然，还不如说是制度不管的地方使然，或者说是非制度使然。例如，当时的美国教育制度并没有规定中学生必须学电脑，却也没有规定不能学电脑，所以喜欢电脑的比尔才能脱颖而出;堂堂大学的昂贵电脑，制度没有规定不能给旁人使用，于是比尔“大钻空子”;大公司的制度没有说不可以雇用中学生编程，比尔从而得其所哉;比尔的中学没给学生布置海量的、做也做不完的假期作业，反而让这些不受管束的学生进一步“放任自流”……而这些疏放不羁，比尔们都碰上了，也受益了。

其实，非制度的优越性咱中国人也晓得个子丑寅卯。大家津津乐道的例子，文科、理科各有一个：文科是一没有博士学位、二没有论文的陈寅恪，居然被清华请去做国学研究院导师;理科的例子，则是数学家熊庆来把杂货店伙计华罗庚招到清华工作，后来华罗庚成了大数学家。这两位确实出类拔萃，却都不是制度的产物;我宁愿说，他们都是非制度的宠儿。所以，我以为，既要考察一种制度保证了什么，还要看它不限制什么，即看它能够为一些“跨过了门槛的人”提供什么样的发展空间。

于是，就有了“比尔·盖茨定律”的第二点：他之所以出类拔萃，是因为美国教育制度存在许多“空隙”。首先就是制度不硬性反对有机缘的人搭便车，到了下一站，非制度又伸开双臂鼓励他们接着跑下去。这样，他们就有希望在出类拔萃的跑道上，跑出事业的辉煌。

再讲讲教育制度。现代教育搞了两百年，世界各国的制度都大同小异。我在国内和西方都教过书，依我看，差别在哪里?我斗胆说，差别可能就在那些制度不管的地方，也就是“制度的空隙”。我认为，看一个学生，既要看他课内做了什么，更要看他课余做些什么。完成课业后还有余力的学生，才是将来能够成材的好学生。古今中外的出类拔萃者，都证明了这一点。这对于我们考察一种教育制度也大有启发。看制度好不好，应该看这一制度为学生提供不提供发挥余力的空间。这，就算是“比尔·盖茨定律”的第三点了。

美国著名记者格拉维研究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士，包括运动员、律师、企业家等。从这些人成功的背后，格拉维发现了许多有趣的事，完全超出了常人最疯狂的想象。于是，他前两年写了一本书《异类：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》，我在海外买了、读了。阅读中我发现了好些跟今天的中国教育有关的话题，这篇小文不过是我的读书笔记而已。